出现在西藏寺庙的“八仙”——夏鲁寺清代红色缎绣八仙纹柱面幡

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。西藏夏鲁寺因其建筑结构形式、精美绝伦的壁画，成为汉藏文化融合的典范。

夏鲁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，始建于公元1087年。13世纪中叶，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全面施政，清查民户、建立十三万户、设置驿站、派驻军队、征兵征税、任命官员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。其中夏鲁万户府，就设在夏鲁寺。而夏鲁寺与内地联系的建立，还更早于此。

约公元1329年，夏鲁寺在一次自然灾害中遭到严重破坏（有说是山洪，也有说是强烈地震）。而此时，夏鲁万户长吉哉正在元大都，元朝皇帝随即赐予大量钱物以重整夏鲁寺。公元1333年，吉哉从内地请来许多工匠，同当地工匠合作，重新修建了夏鲁寺，是以形成了现在的形制与规模。从外观到内饰，我们所看到的夏鲁寺既是西藏与内地工匠合作的艺术结晶，也是民族团结的体现。

“元代夏鲁寺汉藏艺术展”是西藏文化博物馆2020年重点推出的展览。展览共展出夏鲁寺文物33件（套）。其中，设置于第二单元“汉藏合璧、融合典范”中的红色缎绣八仙纹柱面幡，色彩鲜艳，刺绣精细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为元代夏鲁寺汉藏艺术展现场的清代红色缎绣八仙纹柱面幡（拼版照片）

幡在我国古代本土文化中是旗帜的意思，后来佛教传入到中国后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，形成了不同的含义。根据使用的场所要求，西藏柱面幡尺寸规格不同，有的宽长，有的窄短些；幡面色彩图案也有不同变化，但都是幡的一种。

夏鲁寺的这套柱面幡，制作于十九世纪，清代，由三部分构成，包括幡首、幡身和置于幡身左右的幡手。尺寸较大，共有左右两幅，其尺寸均为：长375厘米，宽80厘米。

柱面幡的幡首呈如意形制，中央绣塌鼻兽（藏文???????）。如意纹是中国寓意吉祥的传统图案，取自传统的吉祥器物“如意”，因被人们赋予美好寓意和愿望，造型逐渐由灵芝形、云形、心形演变发展起来，作为辅助纹饰，在建筑、器物、服饰等中经常被采用。

塌鼻兽，《藏汉大辞典》解释：“一种虚构的野兽，头如狸猫，鼻部扁平，略似汉族旧俗‘石敢当’上所刻怪兽。藏式建筑中多用此作柱头装饰，柱幡上端亦用之。”幡面中的塌鼻兽有一张凶恶的脸，双眼圆睁瞠视，双耳旁长犄角，有龙样卷须，人形双手拨弄胡须，口吐宝物。也有学者称其原型为印度神庙建筑中常见的“狮面”（也称“荣光之面”，Kirttimukha）装饰，传入西藏后，融入汉族神话中龙的特质，成为藏汉文化交流的艺术体现。作为辟邪、英勇、如意的象征，塌鼻兽是藏族传统装饰艺术中比较常见的纹饰。在夏鲁寺建筑中，塌鼻兽多次出现在瓦当、滴水等构件上。

图为夏鲁寺西无量宫南面屋檐刻有塌鼻兽的瓦当

图为夏鲁寺西无量宫南面屋檐刻有塌鼻兽的水滴

柱面幡的幡身分上、下两部分，呈长条形。上部分是以红色缎作地，中间用褐色、蓝色、青色、粉色和绿色等颜色丝线，以平针、盘金、打籽技法绣出八仙人物组合。

“八仙”乃中国道教传说中的8位神仙，分别作为“男、女、老、少、富、贵、贫、贱”的代表。因八仙是健康长寿的象征，明清民间盛行“八仙祝寿”“八仙过海”题材的图案较多，从幡身图面看，主题绣有八仙、仙鹤、白猴、神鹿、蟠桃等众多吉祥长寿图案，描绘的应为八仙赴瑶池为西王母庆寿的情景。

左幅幡身由上到下依次是张果老、吕洞宾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。右幅是汉钟离、曹国舅、韩湘子、铁拐李。

张果老，银发白须，身着长袍，手托鱼鼓，骑坐毛驴上；

吕洞宾身穿道袍，肩背宝剑，手握拂尘，由柳树精引路；

蓝采和，头扎单发髻，身着兰色袍，左手持花篮，右手握拂尘，有神鹿相伴；

何仙姑，穿粉色上衣，手持荷花，与捧仙桃的神猴相互对望；

汉钟离，穿宽袖长衣，袒胸露腹，左手持蟠桃，右手握蒲扇，骑坐瑞兽上；

曹国舅，官服配身，头顶官帽，手持玉板，骑坐瑞兽；

韩湘子，头梳双髻，身穿兰袍，手按笛孔，口吹横笛，骑坐仙鹤；

铁拐李，头戴金箍，形态佝偻，双手托握葫芦，脚踏蟹将。

整体看来，八仙人物面目清晰，姿态各异，手持法物，生动形象。在八仙四周还绣有如意祥云、蝙蝠图案，底部绣有海水江崖，象征“如意幸福”“福山寿海”，使祝寿主题更加凸显。

幡身下部分是以宝蓝色锻为地，用金色、红色、粉色、银色和青色等丝线，以平针、盘金技法绣出两组二龙戏珠图案。使用平金法绣的两组行龙，龙身纤长弯曲，呈现曲线之美；头部较小，张口圆目，露牙吐舌；龙身伴有火焰纹、龙鳞呈网状；爪均为五趾、肘下有翼、尾鳍似条状。造型上，两组行龙相对，戏玩着一颗宝珠，宝珠好似燃烧的火球，可能代表先人对太阳的崇拜。综观全局，在行龙之间还饰有蝙蝠、祥云、蝴蝶和花卉图案，图面纹饰华丽精美，又不失庄严之势。

幡手是幡身左右垂饰的长形带状织物。此柱面幡的幡手为绿色地暗花卉纹、橘色地暗花团纹的锦缎，幡手末端缝缀蓝、青色流苏丝穗。

这套柱面幡，将内地的八仙祝寿、二龙戏珠、海水江崖装饰题材，与藏族传统的塌鼻兽图案自然融合，相得益彰，设计颇为用心，为后世研究汉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，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实例。而它是由谁设计、又因何机缘来到夏鲁寺？背后的故事也值得我们继续探寻。(中国西藏网 文/展丽丹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王文洁：《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幡的图像研究》，《丝绸之路》2020年第1期。

[2]《佛教小百科》（22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。

[3]罗伯特﹒比尔：《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》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7年。